人类发展史3：青铜时代

大家都好

第12节 青铜时代
1、青铜器
在考古分期中，新石器时代后面有一个过渡的时代叫铜石并用时代，大体表现为原始农牧业和手工业达到较高水平，主要使用石器并兼有少量小型铜器的文化发展阶段。这时的铜主要是天然条件下形成的自然铜和铜矿石，以及经过简单提炼形成的红铜（纯铜），铜是人类最早认识和掌握的一种金属。
在公元前3000年前后，人类早期的几个主要文明都开始冶炼一种铜与锡或铅的混合金属，这种金属颜色青灰，所以叫做青铜。但这种青灰色并非其本色，而是其表面被氧化的铜锈颜色，青铜器最初的颜色其实是富丽堂皇的金黄色。青铜器与石器相比：石器的磨制再怎么精细，也只是对大自然产物的加工，而青铜器却是人类自己的创造物，陶器则介于二者之间。人类首先通过烧制陶器积累了一些高温炼制的经验，偶尔将一些颜色鲜艳的铜矿石投入炉中，可能会得到一些形状不规则的铜块，再经过一段时间尝试，人们就逐渐掌握了冶炼金属铜的方法。青铜的熔点在700～900℃之间，与烧制陶器的温度类似，比红铜的熔点(1083℃)低，所以青铜的冶炼相对比较容易，而且青铜的硬度是红铜的4.7倍，制作的器物更坚固，所以青铜是最适合人类使用的第一种合成金属。至于更好用的金属铁，它的熔点是1538℃，对于5000年前的人们来说，这个温度完全在他们的控制边界之外。
现位于土耳其境内的小亚细亚半岛是最早冶铸青铜器的地区，目前发现有公元前6000年的青铜器。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公元前3000年进入青铜时代，古埃及文明紧随其后，中国地区青铜器的出现则稍晚一些。金属的好处不仅在于它的坚固，更重要的是人类可以完全控制它，通过高温将其融化，然后根据人们的需要浇铸成各种自己喜欢的形状，例如各种青铜兵器、日常所用的容器、乐器等。西方的青铜器更加注重实用性，器形不大，装饰图案立体而写实；中国的青铜器中常见的是礼器，器形较大，外部装饰着平面而抽象的图案，内部一般会铭刻上所有者的名称或各种纪念文字，如此制成的青铜器就具有了一定的象征意义，这种大型的青铜礼器，中国古人称之为重器。
有学者根据对中国出土青铜器化学成分的检测结果，以及青铜器出现时间的早晚关系，提出中国青铜器是从古埃及传入的，这一问题目前尚无定论。在网络上还流传着两种说法，一是说古埃及的统治阶级可能是与中国人相同的黄种人，只是西方世界不愿公开这一真相；另一个是说中国的夏朝是虚构的，实际中国文明是商代时从古埃及迁移过来的，所有对夏代的描述实际是关于古埃及的记忆，包括禹、启、太康、少康等国王都与古埃及国王对应。这两种说法充满了娱乐气息，凭借二分的模糊线索，否定另外八分的实际证据，作为历史研究这当然是不可取的，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其娱乐价值。
古埃及与中国夏商周三个王朝发生间接的交往是有可能的，甚至有些古埃及的青铜器或青铜冶铸技术传播到中国也是可能的，但是青铜技术的起源并不是单一的，西方的青铜技术流传到中国，与中国本土的青铜技术相结合，使之更加完善，这是一个合理的推论。
我们来考虑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古人为何喜欢建造大型的青铜重器？青铜的应用，首先毫无疑问是用于战争，铸成青铜刀、斧、矛头、箭头等，提升了作战时的杀伤能力；其次是制作成一些小型的日常生活用品；在青铜产量增加到一定程度后，平民就会用它来做生产工具，贵族阶层则用它制作一些奢侈品，而在国家层面则会铸造一些具有纪念或象征意义的物品，尤其是大型的、重达上千公斤的重器。《史记》记载，华夏部落联盟的首领大禹，曾经主持铸造了九个大型青铜鼎。九鼎象征中国九州的安定团结，也象征着神圣的最高统治权，九鼎的实物早已不复存在，但在人们心中却始终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中国现已出土的大量精美的青铜鼎主要是商周时期的产物，另有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高达3.96米的青铜树和2.62米的青铜像等大型器物，则可能是自夏朝遗留下来的祭祀神器。虽然最早进入青铜时代的是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和古埃及，而不是中国，但将青铜器发扬光大的则是中国无疑。
古埃及没有大型的青铜器，因为他们在更早的时候，已经开始建造更为宏伟壮丽的东西——金字塔，大型青铜鼎和金字塔的意义在本质上是相同的，那就是展现至高无上的权力。

2、金字塔与权力
公元前2700年前后，古埃及的国王开始为自己建造巨大的金字塔形陵墓，其中最大、最著名的是祖孙三代金字塔——胡夫金字塔、哈夫拉金字塔和门卡乌拉金字塔。胡夫金字塔一共使用约260万块石头堆砌而成，每块石头重达2.5吨，金字塔底部边长230米，高达146米。在法国的埃菲尔铁塔建成以前，数千年来，胡夫金字塔一直是人类最高的建筑。
人们对金字塔的成就十分崇拜，许多专家学者不断探究金字塔所隐藏的各种奥秘，探究的结果是有趣的，同时也是有争议的。例如说，胡夫金字塔底面的中线延伸后与地球的子午线重合，并且正好把地球上的陆地与海洋平分成相等的两半、金字塔底正方形边长的2倍与金字塔高度的比值恰好约等于3.14159（圆周率Pi）、如果现在把胡夫金字塔的高度146.59米乘以10亿，其结果刚好等于地球与太阳之间的平均距离等等。古埃及人也许能测算出较精确的圆周率，这不算很难，但要自己计算出地球与太阳之间的平均距离，需要知道地球是围绕太阳旋转，还要知道旋转的轨道是个椭圆形，并且需要广泛的观测数据。即使到了1771年，人类得到的最精确的计算结果为1.52亿千米，其偏差程度与古埃及人相当，这实在令人难以置信。这些信息可能大多都是巧合，但是，也不能排除古埃及人真的得到过外星人的提示和帮助。
这些金字塔位列世界古代七大奇迹之首，因其建造难度极大，我们很难想象四千多年前的古埃及人是采用什么技术搬运数百万块巨石，完成如此庞大的建筑工程还需要高度的组织能力和强大的信息管理能力。除此之外，最大的问题是当时的人们为什么要建造金字塔，使梦幻般的金字塔成为现实的是强大的国家权力。
我们要讨论的是：国家权力是如何形成的？
由氏族聚集而成的部落是所有国家形成的基础，但部落之后的发展在各地区则呈现出了不同的路线：
路线一：部落发展为小王国，小王国兼并为专制王国。
路线二：部落发展为小城邦，小城邦合并为联邦议会国。
路线三：部落发展为部落联盟，部落联盟转变为天下王朝。
前面讲过原始人类的小群体一般是几十人，偶尔能超过一百人，但限制在150人以内，这些小型氏族结合在一起成为小型部落，最多也就几百人，极限是500人，原因是单凭人脑的信息处理能力只能记忆和维持这么多的数据关系，要想突破这一限制必须借助外在手段来建立一个扩展的信息处理系统。在新石器时代，人们开始陆续发明了一些记录信息的办法，比如结绳记事、用泥板做记号等，于是部落的人数开始突破500人的限制，从数百人发展到数千人。等到文字的书写开始成熟时，部落规模继续扩大，大的部落可以突破1万人。
古埃及的大部落在公元前3500年左右发展成了小王国，古希腊人称之为“诺姆”，当时整个埃及的人口数约25万，组成了40多个诺姆，平均每个诺姆约6000人上下。诺姆是相对独立的小国家，有自己的主神、象征性标志、领土范围和武装力量。诺姆相互之间经常发生兼并战争，经过几百年的混战，诺姆数量逐渐减少，最后分为白冠的上埃及、红冠的下埃及两个派别。接着是公元前3100年左右，美尼斯统一上下埃及，建立第一王朝，当时的总人口数约为100万。但是，从第一王朝到第二王朝，诺姆小王国仍享有较高的自治权，直到第三王朝才开始形成真正的中央集权统治，国王成为众神之神。也正是从这时起，国王们开始修建金字塔——这种让人望而生畏的庞然大物，目的正是为了稳固自己的集权统治。维持统治固然需要武力，但更关键的却是文化的力量，埃及国王需要让所有的诺姆首领放弃与国王争夺权力的想法，需要全体国民对国王产生足够的敬畏，于是国王竭尽全力修建了这些高度超出人们想象的、形态结构稳如泰山的、似乎可以与神对话的建筑，以说服国民相信国王就是他们的神。
古埃及的金字塔应该是在民众的敬仰与赞美之中建成，参与建设的平民们认为自己是在为神工作，从而可以忍受繁重的体力劳动。如果是奴隶们在鞭打与怨恨之中建起，那么国王需要维持数量庞大的军队以镇压这些奴隶，供养这么多的军队与奴隶的饮食显然成本巨大，而且效率不高。远不如说服民众在农闲时来参与建设，国王给予赋税的减免，更重要的是国王可以承诺参与建设者将获得神的回报。这一说服工作可以说是相当成功，宏伟的金字塔建起一座又一座，古埃及人对法老的崇拜持续了2000多年，随着亚述人、波斯人、希腊人、罗马人相继入侵，法老的神圣面纱被撕去，对法老的崇拜和古埃及文明一起被历史所淹没。
苏美尔人建立小王国（有时也叫城邦）比埃及更早，但是他们没有及时地完成统一就被外族闪米特人入侵并征服。前2334年左右，闪米特第一英雄萨尔贡凭借卓越的军事才能，击败苏美尔的各个小王国，建立起了阿卡德帝国。但是，在文化方面闪米特人远落后于苏美尔人，征服者萨尔贡和阿卡德人反被苏美尔文明征服了，他们几乎全盘接受了苏美尔的文字、宗教和经商热情，萨尔贡本人及其继承人成为苏美尔文明的保护者。在萨尔贡去世后，阿卡德帝国只存在了不到100年就被推翻了，原因是阿卡德帝国统治权力的取得主要依靠的是武力，对各股潜在势力没有形成心理上的威慑，更没有实现对所统治的民众在文化上的说服。
典型的公民制城邦，是古希腊人所建立的，例如著名的雅典城邦、斯巴达城邦。这些城邦中，名义上的最高权力机构是全体公民大会，实际上权力掌握在议会手中，雅典有500人议事会、斯巴达有长老会。雅典的执政官任期只有一年，每年由公民重新选举出来，并受到议会的制约；斯巴达有两位国王，一位负责对外作战，另一位则负责内部管理，国王本身是长老会的成员，受到长老会的监督和限制。这种议会民主的政体，是现代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起源，它最大的问题在于如何协调公民权与行政效率之间的关系。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雅典与斯巴达政治制度的差别，斯巴达城邦的国王是终身制，权力相对集中，注重行政的效率，以便于对外作战，但在经济和文化方面则较为落后。雅典城邦更重视公民权，经过梭伦的改革，公民大会享有较大的权力，雅典建立起较完善的民主政治，是人类历史上的民主典范。但是，在当时信息技术水平低下，人们要普遍行使公民权，必然导致行政效率降低。让我们来看看雅典的公民大会是怎样的开法：公民大会由500人议事会中的专门委员会负责组织、筹备，所有20岁以上的男性公民均可参加，实际参加人数一般是数千人。在大会召开期间，先公布大会的主题并发表准备要讨论的提案，然后允许每一位公民对该项提案提出意见，主要是表达赞同或反对的意见。此时应全体寂静，不得干扰发言人的讲话。发言结束后，剩余公民进行投票，投票的方法是在贝壳或陶片内写上自己所支持公民的名字，然后将其放到该公民的身边，不同意者不投票。最后清点谁收到的贝壳或陶片最多，少数服从多数。碰上公民们普遍感兴趣的话题，或者碰上几位口才好、滔滔不绝的公民，估计这会开几天也开不完，而且，这样的大会每月要举行２到４次，解决城邦的一切重大事情。这样的民主制度，其成本明显很高，影响行政的效率，但是，谁要是提出这种会议太费时间、应该改进，那他很可能会被当成民主制度的破坏者，在每年春季召开一次的民主制度保卫大会上接受陶片放逐法的审判，只要出席大会的公民数超过6000人，得票最多的破坏者就要受到为期10年的放逐。斯巴达的做法则简单粗暴得多，斯巴达城邦的公民大会由年满30岁的斯巴达男子组成，实际权力不大，对长老会议的提议无权讨论，只有表决权，表决时以呼喊声的高低决定，声高即表示通过。而长老会除了２名国王较年经外，其余28名成员则由60岁以上的贵族组成，这些贵族老人终身任职，牢牢把握着斯巴达城邦的统治权。比较双方的行政效率，显然是斯巴达优于雅典，伯罗奔尼撒战争最后也是斯巴达战胜雅典，成为整个希腊的霸主。
无论是斯巴达的呼喊声投票，还是雅典的陶片投票，都清楚表明信息技术水平的低下对当时的民主政治发展存在严重制约。开万人以内的公民大会已经很费力，如果伯罗奔尼撒的各个城邦组成大的联邦，则这个联邦将会有多少公民？而且这些公民分布在不同的城市里，如何组织他们集中起来开会讨论国家大事？大会的决议在各城市的执行情况，又如何及时地监督和反馈？这些问题在当时显然无法解决，所以在对抗波斯入侵时虽然成立了伯罗奔尼撒联盟，但这个联盟的成员之间实现融合的难度相当大，联盟并没有发展成为伯罗奔尼撒联邦，而是在一场斯巴达与雅典的争霸战中土崩瓦解。
信息技术直到近现代才获得突破性进展，也直到这时，人类才建立起稳定的联邦议会制国家。古罗马继承了古希腊的文化，前期也采用议会民主制即由元老院管理国家，但是随着古罗马的不断扩张，到了凯撒、庞培、克拉苏的三头政治时期，元老院已经很难掌控这个国家，古罗马必须建立一种更有效、更稳定的统治体系。公元前17年，古罗马成为了专制帝国，并延续到公元1453年。整个西方的古代史，所有的国家形式基本是在专制王国与城邦联盟这二条路线之间摇摆，取得成功的总是专制王国，直到大英帝国实施君主立宪制以来，联邦议会制才开始扭转败局，而议会制的真正成熟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现代社会，在信息技术发达的今天，议会制几乎成为了人类唯一合法的政治制度。
第三条发展路线，即由部落联盟到天下王朝的路线，是中国古人探索并实践了几千年的发展路线。自清朝后期开始，中国的发展明显落后于世界，以至于总是挨打，于是中国的“天下王朝”观念成为各国的笑柄，也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狠批的对象。对此，我们暂不反驳，先来看一看天下王朝的观念是如何形成的。

3、天下的五层边界
关于什么是“天下”这个问题，我十几年前曾经研究过：人力之外为天，天之下，人力所及也！天下不是一个固定的范围，而是随着人类能力的增强而不断扩展的概念，我们在第二章已经分析过人类能力的边界层次，按照人类与外部事物关联的8层边界，中国古人很自然地推导出世界上所有见过的、没见过的部落或者存在的、不存在的王国与华夏部落之间的关系，即“五服”的关系。
西方没有发展出中国的天下观念，中国也迟迟没有产生西方的民族国家这一概念。西方的“王国”或“城邦”与中国古代的“诸侯国”不是一回事，因为中国的“国家”是从天下分封出来的，而西方的“国家”是从小部落聚集起来的，其中的差异要从部落联盟讲起。西方的小部落聚集成大部落后，没有继续扩大，而演变成了独立的小王国、小城邦，而中国的大部落却能不断融合成为更大的部落，最后演变成华夏部落联盟，这是为什么？
我们回忆一下人类与外部世界的8层边界：
一是身体，即基本的人口；二是装饰，即文字或文化；三是安全边界，即较稳定的生存模式。这三点是各种人类文明共同的基础，区别在于接下来如何发展？从实控边界、共享边界、远程边界到影响边界、认知边界，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等西方文明最重视的是第一个实控边界，于是大的部落纷纷成为王国或城邦，相互之间激烈争夺，为获得胜利他们必须跳跃到终极的认知边界，寻求宗教、哲学、科学等认知来协助自己维持庞大的实控边界，使之不会破裂。因此，他们的宗教、哲学、科学确实获得较大的发展，但王国仍不可避免地崩溃了。中国则不同，华夏文明按照实控边界、共享边界、远程边界的顺序逐步推进，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中自然生长，避免了文明的大起大落甚至中断，代价是认知边界发展得晚一些，宗教、哲学方面的绝对概念比较弱一点，也没有理论科学，只有经验科学。好处是华夏文明因此具有了包容性的特点，尤其是对于人与人和谐相处的问题、一群人与另一群人和平共处的问题，也就是莱布尼茨所称赞的“伦理与治国学说”方面，中国传统文化的成就是比较高的。对于各色人种、各类宗教，我们都是包容的。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对于任何好的东西，我们都乐于接收和学习。
华夏部落还有一个优势，就是使用表意文字。表音的字母文字，让每个国家都可以拼写自己的语言，容易导致文化的分裂；而表意文字的创造比较艰难，这就要求大家尽量统一意见、寻求共识，所以表意文字能起到同化的作用，并有抵抗分裂的功能。华夏文字在春秋战国时期分化了四五百年，但实际差别并不大，后来秦始皇一个“书同文”的命令就统一了。
《尚书·禹贡》是中国古代的名著，具体编写年代是公元前1000年还是公元前500年这并不重要，关键是它清晰地表达了中国古代统治者对于天下治理的层次观念，也就是根据自己的能力来考虑：哪些地方能直接掌控，哪些地方需要与别人合作控制，哪些地方是自己的影响力所能到达的边界，哪些地方是自己认知的边缘。《禹贡》中还包括了对中国中原地区的地理认知和九州区域的划分，这些认知是大禹在治水过程中获得的成果。大禹的儿子启正式建立了中国的第一个世袭王朝——夏朝，国王称为夏后。夏王朝的氏族封建制度毫无疑问是按照《禹贡》的规定而建立，具体是根据方国部落与夏后氏关系之密切疏远定出封建的先后次序，又根据与夏后氏都邑地理距离的远近分作甸、侯、绥、要、荒“五服”。五服边界的划分，是人们在客观条件下自然形成的认识。
一为甸服，实际就是夏后氏的直接控制范围，十分稳固，是夏王朝维持统治力的核心区域。具体划分是：距离夏都城五百里以内的方国部落是夏都城的主要粮食供应区。百里之内者赋纳带秸秆的谷物；再往外百里者赋纳禾穗；三百里外者赋纳带稃的谷物；四百里外者赋纳粗米；五百里外者赋纳精米。
二为侯服，这是夏后氏与各诸侯、卿大夫的共享边界，比较稳固，是夏王朝文化昌盛的中心区域。具体划分是：距离夏都城五百至一千里间的方国部落是夏后氏的氏族诸侯部落的封地。先小后大，五百里至六百里为卿大夫的封地；六、七百里为男爵小国；八至千里地为侯伯大国。
三为绥服，这里是夏后氏的远程控制边界。具体划分是：距离夏都城一千至一千五百里为夏后势力所及的边缘区域。其三百里内的可推行掌管文化教育，二百里外的推行发挥武威卫戍。
四为要服，这里是夏后氏的影响力边界。具体划分是：距离夏都城一千五百至二千里为夏后必须通过结盟交涉的方法而施加影响的区域。三百里内通过同盟和平相处，二百里外为夏民的流放地。
五为荒服，这里是夏后氏对于异族的认知边界。具体划分是：距离夏都城二千至二千五百里处为异族疆域，与夏后氏只有间接的沟通。三百里内的是各少数民族，二百里外是流放地。
传说大禹所铸之九鼎，鼎上图案的内容就是九州的地理和风俗以及五服的观念，每个鼎对应一个州，九个鼎集中放置在夏的都城，代表夏后氏对天下的管理权。当时的天下就是九州，九州之外东为大海、西为沙漠，都是当时的华夏部落难以到达、无法控制的地方。九鼎是中国天下王朝的起源和王权的象征，后人将争夺政权称为“问鼎”，建立政权称为“定鼎”。夏商周三代以来，九鼎一直被视为传国至宝，但在春秋战国时期，天下大乱，九鼎不知所终。
至周朝初年，中国的天下王朝思想流传已久，五服观念深入人心，于是周人总结前二代的经验，制定了《周礼》，并从中引申出全面的等级制度。五服的引申含义之一是指：古代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五个贵族等级，与之对应的是服饰和用具规格的不同。周代丧葬制度规定：天子用九鼎，诸侯用七鼎，大夫用五鼎，高级的士用三鼎，低级的士用一鼎。五服的另一个引申含义是指：以亲疏为差等的五种丧服，关系最亲的人其丧服厚重而粗糙，次亲的人其丧服要简便一些，较疏远的人其丧服最为简便。
儒家经典《大学》提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什么是至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使天下太平才是至善！中国古代读书人的理想是：天下有道，君主明德，文化昌盛，百姓安乐。“平天下”决不是某一国霸占天下或奴役天下，而是各国和谐相处、共享太平。
秉承“平天下”理想的王朝即是天下王朝，有时简称为“天朝”。中国古代王朝实现“平天下”的方法是：要求四方向中央王国臣服，中央王国负责维持天下的和平与安宁，但不干扰各国的发展，中央王国的武力征讨只针对破坏秩序者和犯上作乱者。而罗马帝国实现“征服世界”的理想所采用的方法是：打败每一个对手国家，对于不听话的人就让他成为奴隶，所有人都必须完全按照罗马的指令行事。

4、贵族、平民与奴隶
任何一个国家的内部只存在两个阶层，即贵族与平民，或者如马克思所说，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奴隶不可能成为一个国家内部的基本结构，因为奴役与被奴役的矛盾在内部是不可克服的。就像一个人的身体内部，一些组织和细胞吞噬另一些组织和细胞，这样的组织叫癌细胞组织，癌细胞一扩散，人就没得救了。
那为何会存在那么多的奴隶呢？奴隶实际上是人类向外部扩展而产生的边界，鞋子就是人类的奴隶，只不过它没有生命，再极端的环保主义者也不能不让我穿鞋子。我们随便找一个诈骗集团的案例来看，诈骗集团对外行骗时的规则是：所有交谈话语、文件资料和事件表演都是为了诈骗到更多的钱财，同时尽量逃避警方的追查。但你再看看他们内部的管理制度，一般都是清晰、高效而且合理的，绝对讲诚信、童叟无欺，谁骗的人多，谁的提成就高。
典型的奴隶制社会是古希腊的斯巴达城邦，斯巴达的奴隶叫做黑劳士，黑劳士长期在斯巴达从事艰苦的农业劳动，稍有反抗就会被残酷镇压，他们不是斯巴达人，而是斯巴达人的财产，与牛马无异。黑劳士人（又叫希洛特人）不论是否有过错，每年都必须挨一次鞭打，以使他们不忘自己的奴隶身份。每年新监察官上任，都要进行一次“宣战”，任意屠杀黑劳士。这些黑劳士奴隶是怎么形成的呢？公元前8世纪后期，斯巴达人征服拉科尼亚南部海岸的黑劳士城，使其居民全部沦为奴隶，也就是说黑劳士奴隶制度是一个城邦奴役另一个城邦，或一个民族奴役另一个民族。大部分的奴隶来源于战争中的战俘，有些自己用，有的卖掉。雅典城邦的奴隶，主要是通过贸易买回来的，来源比较杂，但所奴役的基本都是外族人。强大的罗马帝国征讨四方，所以他们的奴隶众多，而且来自四面八方，这种奴役天下各国的行为和观念在中国从未出现过。
在斯巴达政权内部仍然是贵族与平民的关系，与3万户自由的边民相比，整个9000户斯巴达人都是贵族；与长老院的一堆贵族老头相比，普通斯巴达战士和低级军官都是平民。贵族与平民的基本关系是合作，而奴役者与被奴役者的基本关系是对抗。为了对付黑劳士人的反抗，全体斯巴达平民与贵族紧密团结，整个社会就是一个管理严格的大军营，孩子们从小接受军事训练，忽视文化教育，长大也只能做战士或军官，其他农业、手工业、商业等工作由奴隶和边民去做。斯巴达战争机器只做两件“高贵”的工作：一是征服他国获得奴隶，二是镇压奴隶的反抗。
对于中国是否存在过奴隶制社会的问题，历来都有争议。有战争就会有俘虏，早期这些俘虏只能杀掉，进入农业社会后，各部落慢慢地开始不杀俘虏了。这些俘虏成为了奴隶，跟牛羊一样养在大棚里，碰上重大仪式再拉几个出来杀了献祭，时间久了，对于一些比较驯服的奴隶就会安排他们从事一些劳动。这种情况在世界各地都是类似的，不管是古埃及、古罗马，还是古代中国都是如此。差别在于接下来的发展，在看到可以驯服奴隶来为主人干活（尤其是脏活、累活、危险活）、或者可以直接将奴隶变卖为金钱后，国王如果决定主动攻击某个弱小的部落，把他们全部变为自己的奴隶，这种方法叫做征服或奴役；如果打败对方后，只是要求对方遵守自己划定的边界以及按时上缴贡税，那就不会产生大规模的奴隶，这种方法叫臣服。在中国历史上，使对手臣服是主要方法，而在西方历史上，从古希腊、古罗马遗传下来的是征服与奴役的思想，包括很多野蛮的游牧民族都是实行奴隶制的。当然，中国在某些时期也是存在大量奴隶的，例如战国时期，中央王国衰弱，天下秩序大乱，很多人成为了奴隶；还有实行奴隶制的北方游牧民族击败中央王国，入主中原时，也会导致奴隶数量大增。但是，在中国不接受华夏文化与天下观念的王朝必定是短命的，例如元朝。
在中国人的思想中，国之外还有天下，各国人民都属于天下，天下王朝的君主应该尽可能照顾更多的天下人民，使他们生活得幸福快乐。华夏对于异族首先是交好，至少不要交恶，确保相安无事即可。如异族主动侵犯华夏或侵凌他国，则中央王国必须给予教训，摧毁对方的武装力量，甚至割下对方首领的头颅悬挂高处，以告慰天下。对于异族的平民，中央王国将对他们进行教化，如果教化不了，则弃之不顾，只要不再次侵犯他国即可；而教化成功的则可融入华夏族的大家庭，成为新的兄弟姐妹，华夏联盟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
按照人类群体之间竞争关系的发展，我们可以归纳出五种基本的竞争形式，总体方向是从野蛮向文明进化，从对抗向合作转变。
A杀死：直接将对方消灭（种族灭绝）；
B奴役：完全控制对方的身体和生命；
C臣服：主导划定各方的身份和等级；
D殖民：影响和控制对方的经济和生活方式；
E竞合：主导制定资源共享和文化竞争的规则；
人类历史总体上是按照ABCDE的顺序推进，至今已进行到D与E的过渡阶段，而中国历史因为有比较先进的伦理与治国学说，跳过了B奴役和D殖民这两个阶段，直接向最终阶段进发。具体情况如何，我们将在后续章节讨论。

下一节>> 人类发展史4：铁器时代

盘古九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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