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博物馆系列（第19期）：三国时期“赤乌十四年”款青釉 ...

向着目标前行

　　历史是未来的启迪，文物是历史的见证者。
　　顺着中国历史的脉络，跟随徐祥的视角，一起来了解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顶级国宝。前面用5期介绍了击鼓说唱陶俑等汉代文物。中国历史进入东汉后期，外戚专权，宦官秉政，政治腐败，天灾不断。从公元184年黄巾起义爆发，到公元589年隋军南下灭陈统一 中国 ，除了西晋完成短暂的统一（因为有八王之乱等动荡，西晋真正天下太平的时间也很短），中华大地进入了长达400年的战乱和分裂时期。
　　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被镇压后，外戚、宦官在内斗中失去权柄，地方州郡长官在讨伐董卓战争及后来的相互攻伐中逐渐壮大实力，形成地方军阀割据，最后经过相互兼并和征战，曹魏、蜀汉、东吴三个主要政权三足鼎立，中国历史进入著名的三国时期。这一时期因为罗贯中的经典名著《三国演义》和大量三国题材影视剧的传播而成为 中国 家喻户晓的历史时期。三国时期的“赤乌十四年”款青釉虎子，被国家文物局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此外，国博还收藏有青瓷羊形烛台等多件来自三国时期的珍贵文物。



三国“赤乌十四年”款青釉虎子




三国“赤乌十四年”款青釉虎子，禁止出国（境）展览的国宝文物。



三国“赤乌十四年”款青釉虎子，禁止出国（境）展览的国宝文物。



三国“赤乌十四年”款青釉虎子，禁止出国（境）展览的国宝文物。

　　这件青釉虎子高15.7厘米，长20.9厘米，口径宽4.8厘米，1955年出土于 江苏 省 南京 市赵士岗，2013年8月被国家文物局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
　　这件青釉虎子越窑烧制，通体浑圆，斜颈圆口，腹上有弓背奔虎状提梁，虎头向上仰起45度，嘴巴张得圆圆的，腹下有缩状四肢。虎头后面的把手上还刻着细纹，美观又防滑。全身饰淡青釉。虎子腹部用利器刻有“赤乌十四年会稽 上虞 师袁宜作”的十三字铭文。“赤乌”是三国时吴国孙权的第四个年号，“赤乌十四年”即公元251年。这是迄今考古发现中带有准确纪年款识最早的一件瓷器。
　　据考古证实，虎子在战国时期已出现，因器形似虎而得名。其质地或漆或铜，而青瓷虎子则始见于东汉。三国两晋时期，随着青瓷烧制技术的提高和生产规模的扩大，造型优美、制作成本低的青瓷器，逐步取代了昂贵的漆器和厚重的青铜器，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用具，青瓷虎子便是其中常见器型。早期青瓷虎子造型简单，器身如横卧圆筒体，前有凸起上翘的圆形口，背上贴塑条形提梁，没有虎形装饰，直至东汉末期青瓷虎子才呈卧虎状：口部多装饰为虎首，背部有扁平式或伏虎状提梁，四足蹲伏，腹腰收束，两侧刻划羽翼。西晋时又出现一种球腹平底、没有虎形装饰的虎子，但数量较少。东晋以后，虎子的造型设计服务于功能，盛行圆形虎子，少见虎形虎子，反映出六朝时期虎子的形制变化。
　　关于虎子的用途，多数人认为其为溺器，即俗谓之便壶。但近些年来的考古研究结果，却对这一说法产生了异议。例如，朱然博物馆收藏的漆虎子，与案、盘、壶、樽、匕、勺、羽觞等食器在墓室的同一位置出土；而 南京 梅家山出土的一件青瓷虎子，也是和食器混放在墓主人的头部位置，这让人很难想象古人会将溺器与食器混置一起。再如， 南京 赵士岗吴墓出土的这件青瓷虎子，腹部刻“赤乌十四年会稽 上虞 师袁宜作”13字铭文，如果虎子为溺器，工匠又为何将自己的姓名铭刻于受污纳秽之物的上面？ 镇江 东晋早期墓中还出土了一件尾部斜置管状注入器的青铜虎子，有专家认为“注入器只能是为了将液体装入而置，这就否定了虎子用作亵器的可能”。种种迹象表明，六朝时期的虎子并非专事纳秽的溺器，可能因形制和摆放位置的不同而用途各异。
青瓷熊灯






　　这件青瓷熊灯是三国时期吴国的照明用具，高11.5厘米，灯盘直径9.7厘米，1958年 江苏 南京 清 凉山 出土。
　　这件熊灯灰白色胎，土黄色釉。灯盘为钵形。灯柱制成幼熊形状，腹部鼓起，四肢细弱，身体刻划出细线纹，代表鬃毛。熊坐在底盘上，头顶灯盘，双臂护在头两侧，有着熊特有的憨态，十分有趣。可以看出，工匠走出了青瓷器制造的初期阶段，把熟练的技术和艺术个性结合起来，生产出了极具意趣的佳作。底盘底面刻“甘露元年五月造”铭文，甘露元年为公元265年。
　　青瓷器的釉有两种颜色，略呈灰绿色调的青色釉和土黄色釉。青瓷器的烧成过程分为氧化、还原、冷却三个阶段，烧成的关键在于控制还原和冷却阶段的气氛。青釉以铁为着色元素，在氧化气氛中胎、釉中大部分铁质转化为三价铁，釉就随氧化气氛的强弱呈现出不同的土黄色。在还原气氛中，一氧化碳和碳化氢等气体从铁的氧化物中夺取氧，使三价铁转化为二价铁，釉就随着还原气氛强弱呈现出不同的青色。


青瓷羊形烛台






　　这件青瓷羊形烛台长30.5厘米，高25厘米，1958年 江苏 南京 清 凉山 出土。
　　烛台呈跪伏羊形、羊昂首张口、双角绕耳弯曲、额上有一圆孔，可用于插烛。羊躯肥壮，脊背长毛分披，腰间划双翼，臀部贴短尾，四肢卷曲。其胎质灰白，青釉绿中微微泛黄。在古代羊与祥音通，羊即代表吉祥，用羊随葬以避不祥。该羊形烛台，造型设计巧妙，装饰手法夸张醒目，其形态安祥，温驯可爱，是三国东吴青瓷中不可多得的上乘精品。这件羊形烛台浅灰白色胎，遍施青灰色釉。呈卧羊形，羊头顶有一圆孔，体内空。有学者认为此器是插蜡烛用的烛台，也有学者认为是盛水器。
　　羊，为六畜之一，羊是与上古先人生活关系最为密切的动物食物，早在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生活在我国北方草原地区的原始居民，就已开始选择水草丰茂的沿河沿湖地带牧羊狩猎。 中国 古代“羊”与“祥”相通。古人还将羊看成知礼、有德、孝顺的化身。
　　羊是一种本性驯顺的动物，自出生起，便知“跪乳”。跪伏的羊，更是温顺谦卑的象征，最符合 中国 人将道德与审美合一的思想观念。在 中国 国家博物馆就收藏有一件跪卧姿态的青瓷羊。
三国时期，青瓷器在产量、种类和质量上都比东汉时期有明显提高。当时青瓷器主要产地包括现在 浙江 宁波 、 绍兴 、 温州 及 金华 等地区，其原料为一种含石英、高岭、绢云母类型的伟晶花岗石风化后的岩石矿，风化程度高，含有较多的高岭石矿物。这种瓷土含铁量较高，是烧造青瓷器的理想原料，与石灰石配制而成的石灰釉， 光泽 好，透明度高。这件烛台釉色匀净，充分显示出这一时期在烧造青瓷器的原料选择上的重大进步。而卧羊整体塑造简练，局部刻划精细，将羊的驯顺特性凸显无遗，反映了这一时期在烧造青瓷器的艺术化方面的追求。


陶院落




　　这件陶院落长54厘米、宽48厘米，1967年 湖北 省 鄂州 市出土，三国时期吴国物件。
　　这件陶院落前有厅堂，后有正房，两侧有厢房；围墙有前后门，前门正上方筑有门楼，门楼上有“孙将军门楼也”6个划刻文字；围墙四角各有1座角屋，门楼和角屋是用来守护院落的。陶院落虽是随葬冥器，但应是摹仿当时的建筑形式制作的。这座墓的主人可能是三国时期东吴武昌都督、平 荆州 事孙述。这种形式的院落模型多出土于 孙吴 的宗室墓中，因此有专家认为这种院落模型是 孙吴 宗室特有的随葬物。
　　武昌城依长江自然地形修建而成，它北依大江，西屏西山、樊山，南阻南湖，形势险要，是控制长江中游的军事重镇。武昌城的遗址在今 湖北 鄂州 ，吴王孙权曾在此定都，东吴黄龙元年（公元229年）迁都建业后，这里成为陪都。
三体石经残石






　　这件三体石经残石高112厘米，宽46厘米，厚14.8厘米，1922年 河南 省 洛阳 市出土，是三国时期魏国齐王正始二年在 洛阳 南郊太学讲堂西侧树立的儒家经典《尚书》、《春秋》刻石。
　　此石经又称正始石经，是用战国古文、小篆、隶书三种字体刻写《尚书》、《春秋》及部分《左传》文字，一般认为共28块石碑，立于汉魏 洛阳 南郊太学（今 河南 偃师 佃庄乡）讲堂西侧。北魏时期部分石经被用作兴建佛寺的材料。东魏将这些石经迁往邺城，到河阳（今 河南 孟县）时，河岸崩坏，石经坠水，运到邺城的不及一半。北周大象元年（公元579年）迁回 洛阳 ，隋开皇六年（公元586年）又运至长安，准备修补后再立于国学，但却又被用作建筑材料。唐代魏征搜求，仅得十几段。宋金时石经全失。宋代以后，陆续有残石出土，最大的一块1922年于 河南 洛阳 太学遗址盗掘出土，其上共1800余字。盗掘者嫌转运不方便，就将它再凿成两半。残石的一半辗转漂移到了现在的 河南 博物院，另一半就是现存于 中国 国家博物馆的这块碑石。
　　三体石经文字书写有几种格式：三种字体的文字向下排列成直行；三种字体的文字呈品字形排列，战国古文在上，小篆在下右，隶书在下左；只有战国古文、小篆二体字而无隶书；只有战国古文、小篆或隶书一体字。有学者推测品字形排列者是西晋末年之乱以后补刻，只有战国古文、小篆二体字或一体字的是当时刻工试刻的文字。
　　以往认为三体石经的书写者是 邯郸 淳、卫觊、嵇康等人。有学者考证均不可能，三体石经字的大小、笔划和书法风格不相似，王国维及当代学者认为是曹魏书法家多人书写。
　　魏齐王正始二年，也就是公元241年，曹魏政府在 洛阳 南郊太学讲堂西侧树立了28块石碑，碑上刻写了《尚书》、《春秋》两部儒家经典，这些碑文后来被称为“正始石经”。政府为什么要将经文刻在石碑上呢？
　　这还得从汉代说起。自从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后，儒家经典就具有了神圣的地位。一个人想要做官，通晓儒家经典是主要条件。于是上自公卿、下至普通士人，都以刻苦研习《诗》、《书》、《礼》、《易》、《春秋》作为人生的重要事业。可是当年秦始皇搞了一次全国性的“焚书”活动，烧毁了大部分书籍，到了西汉初年，儒家经典已经很难看到了。多亏一些上了年纪的读书人，他们依靠自己的好记性，将儒家经典默写下来，再加上各地残存的书籍，大体上恢复了经文的原貌。但各人的记忆并不相同，各地的记录互有差异，对经文的解释更是大相径庭。而且，儒家是讲究口耳相传的，在一代代不同师生的传递过程中，同一本儒家经典往往会出现许多种模样。
　　到了东汉灵帝的时候，士大夫们觉得有必要搞一套官方版本的儒家经典了。当时最有学问的学者蔡邕就给皇帝上了一封奏疏，主张统一“五经”的文字，并得到了许可。于是，熹平四年（公元175年），在蔡邕主持下，众多大学者一起参校各种经书，最终确定了一个权威版本，由蔡邕亲自书石，镌刻了46块碑，于光和六年(公元183年)立在全国最高教育机构— 洛阳 太学的讲堂前，这些石碑上的文字在历史上被称为“熹平石经”。
　　可惜，汉朝很快就衰落了，汉末天下大乱，群雄逐鹿，太学也在战火中被摧毁了，“熹平石经”更是成了一堆石块。
　　曹魏建立后，重视文化的皇帝恢复了太学，开始整理“熹平石经”的碑石，并刻写新的经石作为补充。与汉代石经不同，这次仅刻写了《尚书》、《春秋》两部经书，而且是用篆文、古文、隶书3种字体书写的，篆文是指秦代通行的小篆，古文是指先秦古经中的文字，隶书则是当时流行的文字，这些碑石也因此被称为“三体石经”。